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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互聯網上出現了一個活躍的“俱樂部”,它的成員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認為,政府使用一種秘密裝置把聲音輸進他們的大腦,達到控制思想的目的。這一指控聽上去瘋狂而荒謬,但五角大樓確實在研究可以影響人思想的武器。

 

  如果哈蘭·杰拉德瘋了,看上去卻不是那麼回事。他站在事先約定的地方,費城地鐵站的二戰紀念碑下。杰拉德穿著熨得筆直的卡其布褲、看上去挺昂貴的船鞋和一件藍色襯衣。他看上去像一個穿著休閒服的普通商人——一個有著古怪黑色幽默的商人。70歲的他看上去強壯健康——很整潔,毫不反常。他還帶著一個大包。

 

  杰拉德的自我介紹相當簡潔,然後他開始談論大包裡的東西。他說裡面裝的文件可以證明政府正試圖控制他的思想。無論到哪裡,他都隨身帶著那個飽經風霜的黑色大包。他說:“每次外出,我都準備好回家發現一切東西都被人偷走。”

 

 

  除了那個包,杰拉德似乎是個聰明而可靠的人。在地鐵站內的麵包圈店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打開黑包,拿出厚厚一疊文件,全部整齊地貼著黃色分類標籤。文件看上去都是真的,其中有報紙上剪下的新聞,有軍事雜誌的文章,甚至還有部分政府解密文件,它們似乎都顯示,美國政府正在研究武器,用於把聲音輸進人的大腦。

 

   “這些技術存在是不可否認的,”杰拉德說,“但是如果你去警察局報案說'我腦袋裡聽到聲音,'他們會把你關起來,讓你接受心理檢查。”

 

  他的黑色包包裡唯一缺乏的是直接證據,沒有一份文件可直接證明政府用思想控制技術針對一大群美國公民。杰拉德承認說,唯一的直接證據只有那些像他一樣的受害者。這樣的人為數眾多。

 

  晚上9點01分,週六網絡電話會議即將開始,第一人講話了。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在線,這位女性說話者拋出了第一個問題:“是V2K還是團體跟蹤?”她籠統地問所有人。短暫、難堪的沉默後,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V2K,很糟。每天24小時,一周7天。”

 

 

  “團體跟蹤,”另一位女士說。

 

   “哦,是,歡迎加入俱樂部,”另一個男人回答。

 

  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並非普通的受害者。這不是針對酗酒者、吸毒者或者性侵犯受害者的討論小組。這些通過網絡電話聯繫在一起的人都是思想控制的受害者——這些人相信他們是政府秘密計劃的目標,夜以繼日地受到跟蹤,政府用秘密武器探究並控制他們的思想。

 

  這些人常常自稱TI,即目標個體(Targeted Individual)的簡稱,他們常談到V2K——一個正式軍事用語,“voice to skull”的縮寫,表示把聲音輸到人腦的武器。在他們深奧的詞彙中,“團體跟蹤”表示他們被鄰居、同事、陌生人或周圍所有為政府效力的間諜跟蹤騷擾。

 

  更多人上線了:哥倫比亞的比爾、費城的巴巴拉、加利福尼亞的吉姆,還有其他十幾個人。

 

  會議主持人德里克·羅賓森用深夜電台主持人般富有磁性的聲音發話了:“9點過5分,或許我們應該開始了。”

 

  如果提到政府用武器控制公民的思想,許多人立刻會想到一個頭戴錫箔帽子,試圖阻擋干擾腦電波的瘋子。根據網絡詞典Wikipedia的解釋,錫箔帽子(Tinfoil hat)已經成為貶義詞,形容那些執著於陰謀論的妄想狂。

 

  2005年,一群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用錫箔和無線電波進行了一項實驗。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事實上,錫箔帽子可能擴大無線電頻率信號。當然,這些學生做這個實驗的目的只是想開個玩笑。

 

  但是在星期六網絡會議上,關於錫箔的話題卻非常嚴肅。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激發了新的爭論:少數TI認識到這是一個拿他們開涮的玩笑,而其他一些則認為實驗結果解釋了為什麼他們仍然受到聲音的騷擾。還有人則堅持認為錫箔有效。     一位女士說她把錫箔藏衣服下,甚至帽子裡,效果很好。還有人推荐一個叫Block EMF(阻擋電磁頻率)的網站,說上面出售一系列鑲嵌錫箔的衣物。還有偽裝成普通棒球帽的錫箔帽。又有40多個人參加電話會議。此外,更多人參加了網上論壇,總計143人。

 

  直到最近,相信政府用聲音操縱他們大腦的人們除了被嘲笑外,還處於社會孤立狀態。現在,感謝互聯網,他們在世界各地發現了幾百個甚至幾千個同病相憐的人。討論電子騷擾和團體跟蹤的網站在印度、日本、韓國、英國、俄羅斯等各個國家冒了出來。受害者們開始在華盛頓等大城市公開舉行小組討論。他們的熱門話題包括如何抵制干擾,如何面對媒體和處理公共關係,甚至談到用法律手段使思維控制非法化。

 

  2001年俄亥俄州的民主黨議員丹尼斯·庫什尼奇曾提議,禁止所有“心理干擾電子輻射波武器”(psychotronic weapon,思維控制技術的另一種說法),受到TI們的熱烈歡呼,但該提議卻遭到多數博客和專欄作家的嘲笑,很快被棄置。

 

  由於無法從他們選舉的政客那裡得到支持。TI們發起了自己的公關運動。去年春天,TI週六網絡會議提議在華盛頓舉行集會抗議。2005年,他們曾試圖舉行類似集會,結果到場人員寥寥無幾,最後不了了之。TI們決定再集會一次。他們還詳細討論到設計集會標語、統一汗衫、安排與議員會面、籌集資金、創造一個新聞網站。最終他們決定了口號:“拒絕秘密監視和電子騷擾。”

 

  會議主持人羅賓森聲稱,他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為國家安全局工作以來就遭遇團體跟蹤。他說:“我們的集會也許無法吸引多少媒體關注,但是只是第一步。我把它看成一場運動的開始,我相信陸續有更多人加入。”

 

  哈蘭·杰拉德說他的問題開始於1983年,當時,他是洛杉磯一名地產開發商。最初,騷擾很微妙不易察覺:一天,開車從旁邊駛過的婦女朝他揮舞中指;夜晚,他看到有人從他的窗戶下跑過;他注意到一些鄰居似乎開始觀察他;夜晚他聽到有人在他的地板下移動。

 

  杰拉德當時的女朋友是一名心理醫生,他決定徵求她的建議。她告訴他,“沒人可能在40多歲時才突然變成精神分裂”。而且,他似乎沒有其他心理疾病的症狀——他穿著得體,按時付賬單——除了感覺被人監視之外,他的行為完全正常。他清楚記得她說:“精神病患者往往在社交上處於孤立狀態。”

 

  幾個月後,騷擾突然停止了。但是短暫的寧靜很快過去。1984年,杰拉德放棄工作,回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園林設計博士學位,這時,情況開始惡化。他通常夢到設計公園等公共設施,然後突然地他開始聽到聲音。他可以分辨出是幾個不同男人的聲音。語調古板卻又很謙恭。他們稱呼他“杰拉德先生。”

 

  他們嘲笑他,問他是否認為自己是正常人,暗示他正在發瘋。他們還侮辱他的同學:某次,一個大塊頭的同學穿了一件白色雨衣,他們評論說,“嘿,杰拉德先生,她看上去像不像一台大冰箱?”

 

  聲音出現6個月後,他們開始重複一個問題:“杰拉德先生,杰拉德先生。你為什麼還不死呢?”最初,這些聲音每天出現兩三次,到後來升級成持續的噪音,並伴隨全身劇烈疼痛。杰拉德認為疼痛是能量武器造成的。

 

  這些聲音還建議他尋找真相。他們告訴他,去電子工程系,“告訴他們,你在寫一本科幻小說,不想細節與科學事實衝突。然後告訴他們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杰拉德去了電子工程系,得到一些粗略解釋,學生們告訴他,科學確實可以解釋部分他所描述的現象。

 

  “最後,我說:'你們瞧,我不得不承認,因為我需要答案。這些事情真的發生在我身上,並非什麼科幻小說。'”他們哈哈大笑。

 

  朋友們的反應也完全相同,他說,“他們認為我瘋了,這很讓人難堪。”

 

  當被問到為什麼不去看醫生,他回答,“人們的嘲笑已經讓我膽怯了。我不想被當成怪物。我周圍正在發生一些事情,我不認識任何醫生……但我確信有人正對我下手。”

 

  杰拉德頑強地完成了課程。1988年,取得學位的同一年,他父親去世,給他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產,使他不必繼續工作。於是,他放棄成為園林設計師,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來調查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在一份雜誌上刊登廣告,尋找和他一樣的受害者。但是,答覆者寥寥無幾。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碰到了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人,這使他確信,這些人和他一樣是“電子集中營”的囚徒。

 

  為了尋找證據,他經常到華盛頓尋找政府解密文件。在一次旅途中,他得知,上世紀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用LSD麻醉不情願的受害者,迫使他們參加代號MK-ULTRA的思想控制實驗。他發現,有文件提到中央情報局曾尋求通過電磁場影響人的思想。一本學術研究書裡還提到,上世紀70年代,Walter Read陸軍研究院的軍事研究者曾用脈衝微波把單詞輸進目標對象的頭腦裡。此外,有文件提到政府試圖研製利用電磁能、聲波或微波的非致命武器。根據自己的症狀,他相信已經找到了造成自己痛苦的武器。

 

 

杰拉德提到的研究是真的嗎?

 

  對於微波和思想控制的憂慮可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發現,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持續受到微量電磁輻射。1965年,根據國防部解密文件,在白宮的授意下,五角大樓啟動了潘多拉計劃,秘密研究微波輻射對人的行為和生理的影響。接下來的4年裡,五角大樓進行了系列秘密實驗:猴子實驗、讓不知情的水手暴露在微波輻射下;然而,這些古怪的實驗並沒有取得統一結果,該計劃充滿了分歧和各種科學爭議。“莫斯科信號”最終被斷定目的是為了監聽而非思想控制。1970年,潘多拉計劃終結。美軍對微波武器的研究似乎也隨之成為歷史,至少五角大樓是如此對外宣稱的。

 

  但是,有跡象顯示,類似實驗仍然在進行之中:上世紀90年代,一份空軍學術論文中提到一種用聲波把語句送進目標對像大腦中的武器。作者下結論說:“這樣的信號聽上去好像'上帝的旨意',可以讓敵人產生大難臨頭的恐懼感,或者鼓勵敵人投降。”

 

  2002年,一所空軍實驗室申請了一項技術專利。該技術正是使用微波把語句送進人腦。該實驗室負責人拒絕就該項專利及相關領域研究發表評論,聲稱不就微波研究發表評論是實驗室的政策。

 

  我於是給空軍寫了一封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ot——《信息公開法》,要求政府機關在大眾要求之下提供信息的美國聯邦法律)詢問信。結果收到一份關於2002年專利的非絕密文件。其中記載,1994年10月,空軍實驗室進行了人體實驗。實驗證明,科學家可以把只言片語傳入人腦,可是傳輸效果並不清晰。直到2002年,該研究仍在繼續中。在那之後的進展和最終結果則不得而知。實驗室聲稱它們屬於絕密信息,拒絕公佈更多材料。

 

  美國空軍否認微波有任何特殊利用效果。然而,美國宇航局蘭利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丹尼斯·布什內爾卻在2001年對國防工業協會的演說中,提到針對人腦的微波攻擊在未來戰爭中的應用。他說:“這項研究極其敏感”,不可能在任何非絕密文件中提及。

 

  與此同時,美軍使用電磁輻射類非致命武器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類武器的局限性也陸續曝光。2001年,五角大樓解密了其中一種武器:這種名為“限制行動系統”(ADS:Acttive Denial System)的武器使用電磁輻射在目標的皮膚上製造劇烈燒傷感。這等於承認說,是的,確實有向人體發射不可見光束製造肉體疼痛的技術,但是該武器無法解釋TI們描述的許多症狀。雖然ADS的確切射程屬於保密信息,導向能量武器專家道格·比森估計,它的威力範圍在700米左右,並且無法穿透鋁等多種材料。此外,ADS體積龐大,大小接近衛星信號接收器。由於有種種局限,用ADS同時針對上百個移動目標絕對是不可能的。

 

  但是,考慮到美國武器研究的秘密歷史,有理由推測,假如國防機構有能力研究思想控製或遠程光能武器,那麼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它那樣做。一旦研究成功,用它對無辜平民做實驗的可能性也不能全然否定。

 

  杰拉德相信,早在20年前,他已經成為這類武器的實驗對象。可是,通過折磨他,政府能夠得到什麼好處?對此,杰拉德也有一種解釋,或者說,至少找到過先例:冷戰期間,美國政府曾拿數十名不知情的受害者做輻射實驗。杰拉德相信,他也被政府當做了實驗“小白鼠”。

 

  他的中選也決非偶然:他相信,他成為目標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初,他當著一名共和黨政治籌款人的面貶低當時的副總統喬治·H·W·布什。後來腦袋裡冒出的聲音證實了他的懷疑。

 

  “一天晚上,我正準備上床;一個聲音突然說:'杰拉德先生,你知道,今天誰和我一起在錄音棚嗎?他就是喬治·布什,美國副總統。'”

 

  格羅利婭·內勒是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國作家。她看上去絕不像相信思想控制的妄想狂。這位國家圖書獎得主最知名的作品是小說《布魯斯特的女人們》,講述了4個生活在貧民區的女人的故事,後來被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改編成電視短劇。

 

  但是,2005年,內勒發表了一部比較不為人知的作品《1996》,這本半自傳性小說描繪了她作為TI的經歷。在該書的前言中,內勒寫道:“我並不想講述這個故事,這樣做需要勇氣,但是最終,它們使我別無選擇。我在為爭奪我的思想而戰。如果現在停止,它們將會獲勝,我將失去自我。”這本書的內容清晰連貫,雖然讓人難以置信。許多驚人的段落描述猶太裔美國特工如何監視內勒:“那些在我的門前來來去去的汽車中,多數是猶太人駕駛的。”最近,接受采訪時,她解釋說,從小生長在紐約,使她可以輕易分辨猶太人。

 

  內勒居住在紐約布魯克林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她的家是一幢褐色砂石建築,外觀氣派,內部裝修極有品位。講述自己的非凡經歷時,她顯得很平靜,偶爾還會自嘲一番。最初她也曾懷疑自己有精神病:“我會觀察自己。我躺在床上,聽著腦袋裡的對話,然後問自己:也許精神分裂就是這個樣子。”

 

  像杰拉德一樣,內勒也覺得有人在監視她——她的偏僻的別墅外經常出現可疑的汽車。在飛機上,乘客模仿她的一舉一動,好像街頭表演的啞劇演員。

 

  然後,像杰拉德一樣,她的腦袋裡開始聽到奇怪的聲音——它們嘲笑她,詛咒她,罵她愚蠢,是個蹩腳作家。她的腦袋裡充滿了辱罵的詞彙。內勒向心理醫生尋求幫助。醫生開了安定藥,可是並不能阻止她腦袋裡的聲音。這使她進一步確信,有人在騷擾她的思想。

 

  長達4年的時間,內勒說,這些聲音使她無法寫作。2000年,就在她在網上發現思想控制論壇的時候,聲音消失了,監視她的人也逐漸消失。作為一種宣洩手段,她開始寫《1996》一書。同事和朋友們勸告內勒不要發表此書,說這將有損她的聲譽。但是,她沒有接受勸告。《1996》沒有引起多少評論人的關注,卻大受TI們的歡迎。

 

  內勒並非第一個描繪類似“不體面”經歷的作家。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伊夫琳·沃在《吉爾伯特·平弗爾德的苦難》(The ordeal of Gilbert Pinfold)中,詳細記錄了類似體驗。該書於1957年出版,和內勒的半自傳驚人相似。     平弗爾德乘郵輪旅行,在船上他開始聽到奇怪的聲音,他相信船上有某種無線電裝置,可以把聲音發射進他的腦袋。船上的其他乘客也被壞蛋買通,一同作弄他的思想。在動筆寫這本書的幾年前,沃曾經有類似平弗爾德的經歷,他認為腦袋裡的聲音和被迫害的幻想都是藥物導致的幻覺。

 

  《1996》後再無作品出版的內勒目前正在寫一本歷史題材小說,她希望這本書能讓她回歸文學主流。她仍然相信,自己曾是思想控制的受害者。在網上受害者論壇中看到了眾多人的類似經歷使她確信自己並沒有發瘋。當然,論壇上也有一些內容,連她也覺得瘋狂。“但是,我有什麼評判的權利,”她說,“也許,在別人看來,我也是瘋的。”

 

  一些TI,比如年輕醫生埃德·莫爾,認為部分TI“荒謬的指責”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莫爾仍然相信,他腦袋裡的聲音是思想控制的結果,而嫌疑最大的就是美國政府。2003年,莫爾開始聽到聲音。當時他剛完成麻醉科住院實習;一天,他正為準備考試熬夜學習,突然聽到有聲音評論他的為人、他的職業能力、他精神狀況。最初,他以為是隔壁的人說話。可是,後來他發現,只有他一個人能聽見這些聲音,這才意識到,它們在自己的腦袋裡。接下來,莫爾經歷了痛苦的兩年,因為抑鬱和幻聽多次住院。

 

  在一封電子郵件裡他寫道:“試試告訴朋友和家人,有人用電子設備干擾你的思想,發出只有你能聽到的聲音,過一段時間,任何人都懂得,絕對不要那樣幹。他們不會相信你,只會感到憂慮擔心。當腦袋裡有聲音沖你尖叫,而朋友和家人卻把你看成一個無助的不穩定的精神病人,這只能加深你的鬱悶。”

 

  逐漸地,他厭倦了精神藥物,它們沒有讓腦袋裡的聲音停止,另一方面,精神病醫生們對那些聲音的內容絲毫沒有興趣。他開始尋找其他應對方法。

 

  “2005年3月,我開始從互聯網上尋找支援小組。”他寫道,“我妻子如果看見這些網站,知道我仍然能夠聽到聲音,肯定會痛哭。但是,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辦。”2006年,他在論壇上宣布,3年來一直支持他的妻子最終提出離婚。

 

  莫爾像其他TI一樣,對於分享自己的經歷有所顧慮。他擔心被朋友和同事嘲笑,但是如果能夠喚起更多人對問題的關注,他認為犧牲是值得的。在父親的資助下,莫爾現在得克薩斯大學攻讀電機工程學位,希望有一天能證明V2K(向人腦灌輸聲音的技術)是可能的。回到學校,集體生活似乎更適合他,但是腦袋裡的聲音還在騷擾他。最近他說,它們告訴他:“我們永遠不會停止作弄你。”

 

  TI集會前一周,約翰·亞歷山大(哈蘭·杰拉德聲稱往他腦袋裡灌輸聲音的責任人之一)一邊吃牛排薯條,一邊解釋為什麼美國需要研製思想控制武器。

 

  作為綠色貝雷特種兵參加越戰後,亞歷山大相繼在多個國家安全部門效力,結交了許多軍界政壇的顯要人物。他對非常規武器的興趣早就不是秘密。1980年,他在陸軍雜誌上發表文章《新精神戰場》(The New Battlefield)。這篇文章被許多TI認為是他參與思想控制陰謀的證據。

 

  亞歷山大自詡為國防知識分子,在五角大樓顧問中屬於特殊的一群人,他們專注大問題——未來威脅,新武器潛力。在較早的一次電話採訪中,他說,上世紀90年代,他在中央情報局期間,從未聽到過“思想控制技術,或操縱思維藥物。”據亞歷山大說,MK-ULTRA(臭名昭著的中情局計劃,包括對不知情的受害者使用LSD麻醉劑)醜聞仍然讓軍隊和情報部門心有餘悸。“不久前,任何和'思想控制'沾邊的東西都是危險的”他說,“因為,國會知道了會立刻抽掉資金。”     亞歷山大承認,在心理武器研製方面,確實有人做過了頭,但是,整體而言,他認為,因為少數越軌拋棄整個研究方向,等於把精華和垃圾一同扔掉。

 

  但是,2001年,“9·11”事件改變了華盛頓的心態。國家安全部門裡又有人談到思想控制技術,尤其是沒有經歷MK-ULTRA陰影的年青一代官員更加興趣濃厚。雖然否認參與控制人們思想的陰謀。亞歷山大並不否認對此類武器的興趣。他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為例。fMRI把測謊技術的精確度提高到新的水平。通過fMRI提供的“大腦圖像”,審訊者可觀察到大腦各個區域的活動情況,從而判斷犯人是否說謊。在審問恐怖分子時,fMRI將非常有用。但是,此類技術所有可以想像的用途都無法和TI的指控相提並論。

 

  對於電子能量波改變心理行為的用途,亞歷山大同樣顯得興致勃勃。他說,反恐戰爭的困境在於,它永遠沒有盡頭。抓到俘虜(比如關塔那摩的囚犯),該如何處置:把它們永遠囚禁起來嗎?顯然不現實。改變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倒不失一種選擇。      “也許我能夠感化你,或者通過電子技術,中和你的思想,使你可以重新被放回社會,而不用擔心,你會倒回來殺掉我。”亞歷山大認為,我們距離實現這樣的一天並不遙遠。他咬了一口三明治繼續說:“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技術可以被用在哪些地方?它們符合道德嗎?這才是真正棘手的問題。”可是,這一切和TI們都絲毫沒有關係。“對於絕密的事情,人們總喜歡胡亂猜測。常識往往被丟到一邊,即使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他們仍然堅持己見。”

 

 

究竟是什麼讓一個人——甚至包括一些極其聰明的人——把頭腦中的聲音歸咎於政府武器?

 

  在《綁架》一書中,哈佛心理學家蘇珊·克蘭西分析了一群和TI驚人相似的人。他們相信自己曾遭外星人綁架。兩群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遭綁架前,他們形容身體莫名疼痛,感到被人監視,成為目標。雖然這些聲稱被綁架者很少聽到腦袋裡的聲音,但他們堅信思想被外星人控制,或者被植入了先進技術。(在網絡論壇中,許多TI強烈反對把他們和聲稱遭外星人綁架者類比,他們擔心,公眾認為UFO比思想控制更荒謬離譜。”)

 

  克蘭西認為,聲稱被外星人綁架者相信自己經歷了奇特的事情,比如身體上的標誌(換作他人,可能理解成不經意時刻留下的淤傷,而為被綁架的故事提供了生動有趣的解釋。“這不僅是對某個問題的解釋同時還給平凡生命以意義。)

 

  至於TI,思想控制武器是對他們頭腦裡聲音的解釋。蘇格拉底聽到聲音,認為是魔鬼在說話;聖女貞德聽到聲音,認為來自上帝。一個TI在電子郵件中說:“每個被騷擾的人都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每個人根據自己的信仰對它進行分析。如果你是一個具有科學頭腦的人,那麼你或許會從科學的角度分析,認為是聲音源自某種電子設備。如果你是一個虔誠信教的人,你或許認為是宗教教義的爭論。如果你是個古怪的人,或許會以為是外星人幹的。

 

  或者,如果你碰巧生活在21世紀的美國,你可能擔心NSA(國家安全局)、CIA(中央情報局)、FBI(聯邦調查局)日益膨脹的勢力。

 

  此外,作為政府監督的受害者,在一些人看來,好過患精神病。在伊夫琳·沃的自傳性小說中,他的文學化身平弗爾德最後認為,壞蛋用秘密技術滲透他的大腦。這一發現讓他“覺得如釋重負。”為什麼?“他也許不討人喜歡,他也許總是被取笑對象,但是他並沒有瘋。”

 

  耶魯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拉爾夫·霍夫曼曾專門研究幻聽,他的病人中,宣稱腦袋裡的聲音來自政府干擾的大有人在(其他人歸咎於上帝、死去的親戚甚至前任女友)。並非所有幻想听到聲音的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霍夫曼指出,在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人們有時也能聽到聲音。科學家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些聲音。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相信聲音來自外部力量的人,對此深信不疑,幾乎無法說服他們放棄這種幻想。“這些都是戲劇性、驚心動魄的體驗,相比之下,現實生活就像白開水一樣乏味。”

 

  回到費城地鐵站,杰拉德看上去有些焦躁。在一周前的會面中,他說腦袋裡的聲音出現的次數明顯減少了。他半玩笑地解釋說,也許“那些傢伙”在放假。今天,他的話題迅速地轉換:從輻射實驗受害者,到他對喬治·H·W·布什的仇恨,到MK-ULTRA,到他的個人經歷。

 

  當問到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期間的經歷時,他談到了閱讀時遇到的困難:“我告訴你,我寫的每個字都是他們告訴我的,”他指頭腦中的聲音。“當我讀書時,他們在我腦袋里大聲朗讀,他們迫使我的視線向下移動。當我合上書本,完全記不起讀過什麼。這正是他們希望的結果。”

 

  1週前,杰拉德只提到一個貌似可疑的人——一個正在讀書的年輕黑人;這次,他聽到了更多聲音,這使他相信,車站裡到處 分佈著秘密特工。“讓我們換個地方,”十幾分鐘後,杰拉德突然說,“我相信,今天他們來了40至50個人。上次,我躲過了他們的監視——他們不允許重複同樣的疏忽。”

 

  我問到思想控制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關係時,杰拉德聲稱大學參與了迫害他的陰謀。他開始談論賓大校園附近分佈的國防承包公司:“停車場旁邊就是通用電器公司;通用電器太空系統公司佔據了旁邊一幢建築。在那幢建築裡,你可以看到我工作的地方。我曾打聽過,他們在裡面幹什麼。你知道,肯定和電腦有關係。通用電器太空系統。跟蹤太空導彈垃圾才是他們該幹的事……抱歉。你的問題是什麼來著?”

 

  然而,杰拉德生活的許多方面似乎和其他闊綽的70歲單身漢沒有差異。他經常去法國旅行,喜歡參加費城舉行的各種法國文化活動。他向克里夫蘭藝術學院捐款,以去世母親的名義設立了一個旅行獎學基金。他母親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他還經常旅行到各地看望獎學基金受益人。雖然大部分時間被用在思想控制研究上,他也有其他愛好。他關注國家政治,常和朋友及親戚一起旅行,對他們他從不提思想控制的事情。

 

  杰拉德承認,他的一些經歷完全符合精神分裂症狀,但是,當問到他是否擔心腦袋裡的聲音其實是精神疾病在作怪時,他用一個字乾脆地回答:“不。”

 

 

那麼,他怎麼知道這些聲音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你知道任何事情呢?”他反問:“你怎麼知道自己存在?你怎麼知道這不是你做的一個夢?我認為這是最貼切的比喻:你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在做夢。有時,雖然它無比清晰,但你知道它只是一個夢。”

 

  聲音的“真切”正是癥結所在——你怎麼否定自己堅信真實的東西?正如耶魯大學精神病學家霍夫曼指出:“這些聲音是如此的清晰——無論患者的教育程度、自我意識如何——誰也無法把它們看成虛幻的東西。我可以向你保證一件事,對他們而言,它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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